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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来看，君臣之间的关系何尝不是一种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所有产权都归于皇家所有，产权可谓明晰，而臣属们都是皇家所“雇佣”的高级管理人才，根据级别的大小，施以不同的俸禄和封赏，以此来实现其江山的绵延不绝，实现其财富的“保值和增值”。所以透过历史中君臣关系沿革和发展的脉络，或许能总结出有益于现实社会的诸多启示。那么，既往的历史能告诉我们何为理想的代理人吗？可能所有人的回答因时空的限制，都只能是一个从不同角度而言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证明学的角度而言，要想验证一个定律的真伪，只需举出反例即可，所以在回答何为理想的代理人的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回答“何为不理想的代理人”，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不乏建功立业的贤臣名将，也不乏祸国殃民的奸佞之臣，关于“选贤任能和安邦治国之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已多有阐述，但愿笔者对于浩瀚历史中所遴选出的以下四位代表人物的阐述能为现代版《资治通鉴》作以新的有益的注脚。
和珅：
《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影视剧里，和珅的扮相可谓是妇孺皆知，粗鄙，阴险，乖戾，一看便是獐头鼠目之辈，影视剧为了突出人物的行为和个性特征而采用的脸谱化和戏说的手法并不为过，人物的忠奸贤愚，功过是非，善恶美丑，毕竟在老百姓眼里，一望便知，但是，从历史真实的角度来看，和珅却是另一副光鲜的脸孔了，小伙子长得玉树临风，风流倜傥，不失为有清一代少有的美男子，而且精通满蒙回藏四族语言，按照时下的时髦说法，可谓是精通四种“外语”的奇才了，除此之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精，无所不能，一部《石头记》（红楼梦）也正是由于和珅的慧眼才得以发现和流传，难怪乾隆老爷子将御前大臣兼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理藩院尚书种种位高权重之职让其长期担任，并宠以其他诸多头衔，其中还不惜赐以宣武门税务官这样一个位不高，但油水颇多的职位，甚至于将自己最宠爱的和孝公主下嫁和珅的儿子，两家结为儿女亲家，平心而论，乾隆皇帝还不至于昏庸到用一市井无赖来担当要职的地步，更进一步而言，乾隆在史上绝对是一个知人善任，爱才惜才的明主，而和珅在其任上也并不辜负乾隆的知遇之恩，干的有声有色，颇有政绩，乾隆每次重大的外交活动，都由和珅来上下打理，细心操办，不管是会见满蒙回藏王公贵族，召见附属国朝贡和觐见使臣，还是召见英维多利亚女王派来的马戛尔尼使者，以及祭祀，大典，封禅等等繁文缛节，和珅都不愧于一杰出的政务活动和外交奇才的称号，但是，大才并不一定有大德，中国历来的股肱之臣在主政之初，无不励精图治，鞠躬尽瘁，知人善用，但是，一旦被帝王宠爱有加，推崇备至，权倾朝野之际，便开始结党营私，招权纳贿，排除异己，直至落得一个千古骂名的结局，和珅也无法例外，和珅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不管如何弄权施威，权位对其而言，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激励作用了，除非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谋权篡逆，登上大宝，但是从他与乾隆的私人感情而言，和珅断然作不出如此龌龊之事，仅从他与乾隆亲密的君臣关系而言，真堪比三国时期的刘备和诸葛亮。对于缺乏“事业”激励的他而言，或许只有和只能用钱财和虚名来填补自己的贪欲和空虚之心了，所谓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所谓的“富可敌国”加在和珅身上真一点也不为过，乾隆驾崩的第二天，迫不及待的嘉庆皇帝即从和珅府上抄出白银近8亿两之巨，房屋2700间，当铺75座，银号42座，古玩铺13座，玉器库2间，所有财宝加起来远远超过了皇家的收入，甚至其府上管家的财产都令人瞠目结舌，乾隆朝时的岁入约为7000万两白银，而和珅红极一时的时间也仅为20来年，可见在其当政的20来年里头，大清国的子民有十年光景都是为他一人忙活了，始其和珅，终其和珅，中华帝国终于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贪官，中国封建政治的昏庸和腐朽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有些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北宋亡不在徽佶，而在神宗，明亡不在崇祯，而在万历，清衰不在嘉庆而在乾隆，而这三个朝代都产生过许多在中国历史上可大书特书的股肱之臣，比如宋神宗时的王安石，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等等，无论如何，高层管理者中如有和珅式的人物存在，对于一个国家，企业和组织而言，杀伤力可谓大矣。若按照其杀伤力、发现的难易程度来排名的话，和珅式的人物当位列榜首。
南郭先生
滥竽充数的典故对于稍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而言，都耳熟能详，烂熟于心：话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位南郭先生百无一用，穷困潦倒，无奈之际，决定去投奔喜欢听竽的齐宣王，所谓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帝王的喜好往往影响着“社会风尚”和“时代潮流”，南郭先生决定碰碰运气，遂乔装改扮成一吹竽高手，混进宫内，夹杂在吹竽的乐队之中，摇头晃脑，抑扬顿挫，煞有介事，没想到其拙劣的把戏竟骗得了齐宣王的信任，还经常得到赏赐。有道是好景不长，齐宣王死后，其儿子泯王即位，这位爷自小受父王耳濡目染，也酷爱听竽，但是风格却大不相同，他喜欢听的是独奏，而不是合奏，这下子装模作样的南郭先生就再也混不下去了，赶快逃之夭夭了。自此，人们把不懂装懂的人称之为“滥竽充数”。
对于组织结构日渐复杂的现代社会而言，南郭先生的生存空间也日渐扩张，由于一项战略项目的决策和实施，需要很多部门和很多人的通力配合，每个人的实际作用也很难用量化和动态的数字来实时显现出来，尤其对于中高层管理职位而言，其所受监督的程度和力度更为隐形化，对于其个人能力的评判也非一时一刻能够得出结论，个人能力的价值指标也只得依赖于其所受教育程度，其工作阅历这些外化的因素来判断，所以，诸如文凭（包括假文凭），海外留学经历，外语这些工具型的能力指标往往超越了其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指标，古时的南郭先生还大体有自知之明，一看快要露馅，赶快拔腿就跑，可如今的南郭先生们早已经吸取了前辈的经验教训，通过更为迷惑和更为高超的障眼法，来蒙蔽“齐泯王”们，在时下的大公司、大企业和“衙门”中，精通“办公室政治”者，高超的“足球运动员”大有人在，南郭先生如地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对于一个组织机构而言，若按照其杀伤力、发现的难易程度来排名的话，南郭先生式的人物当位列第二。
曹参
一代名相萧何辅佐刘邦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创下了汉室太平江山，其死后，曹参代之为相。 曹参虽然位列相位，却耽于国政，“日夜饮以醇酒。”群臣如有事要禀报，一到曹府，“参辄饮以醇酒”，直到被灌醉为止。而年轻的汉孝惠帝立志要像先帝刘邦那样有一番作为，因此对曹参的“无为而治”很不满意，多次在殿堂之上诘问曹参，而曹参却平心静气地作了一番“精彩”的辩解，他问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先帝乎？”意思是说：陛下自己觉得与先帝刘邦相比，谁更圣明伟大呢？惠帝当然不会说自己比父亲刘邦更圣明伟大，便回答说：“朕安敢望先帝乎？”意思是说：我怎能与先帝相提并论呢？曹参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意思是说：您看我与萧何相比，谁更贤明呢？惠帝说：“君似不及也。”意思是说：好像你的能力不及萧何。至此，曹参和盘拖出了他的治国方略：既然你我才能都不及高帝和萧何，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更改他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呢？“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参我恪守职责，贯彻政策而避免失误，难道不可以吗？这就是著名典故“萧规曹随”的来由。
对于现代组织机构而言，稳定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创新是其长治久安的灵魂，稳定和创新本来就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矛盾”，而对于具有一定规模和长久历史的组织而言，不乏守业之人，却缺乏创新之才，特别是对于位列高层的管理者而言，要突破和超越前人的业绩，特别是要突破前人既定的经过一定历史时期检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难度会越来越大，风险也会越来越高，因此，“聪明者”如曹参之辈便大有市场，与其“劳心苦，劳力苦”不如“萧规曹随，墨守陈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落得一个天下太平无事，岂不美哉。
对于一个组织机构而言，若按照其杀伤力、发现的难易程度来排名的话，曹参式的人物当位列第三。
诸葛亮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三顾频繁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能拥有像诸葛亮这样的股肱治世能臣是历代多少帝王的美好愿望，隆中一对，三分天下，出师一表，奠定蜀中，诸葛亮的治世之才，无人存有异议，特别是刘备与诸葛亮之间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更是令世人赞不绝口，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曾当面告诉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意思是说，你与丞相之间的关系，就像父与子的关系一样，凡事应多咨询他后再作决定，诸葛亮受此重托，亦不敢懈怠，事事亲历亲为，“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意思是说，政事不管大小，都由他来裁决。
诸葛亮北伐前夕，时年刘禅已年满22岁，正是少年才俊，英姿勃发之时，而诸葛亮还是一百个不放心，“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意思是说：考虑后主年少无知，是非难辩。特派心腹大臣董元担任侍中一职，统领“卫戍部队”，“监管”刘禅，“后主益严惮之”。刘禅自然会很害怕，故在诸葛亮的面前总是谨小慎微，噤若寒蝉，而在刘备逝世前，诸葛亮却曾感叹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意即刘禅非常聪明，其进步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虽半信半疑，但还是宽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意思是：如果真是如此，我又有什么可忧愁的呢？可是，一晃几年的功夫，诸葛亮对刘禅又作出另一番天壤之别的评价，把刘禅的智商贬得一塌糊涂。当然，不排除诸葛亮有违心和宽慰刘备的意图，但无论如何，如果诸葛亮真能审时度势，让刘禅多参知政务，多加历练，并着意栽培贤臣，恐怕刘禅便不会成为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了，也不会在邓艾区区几万人马围困成都之时，而蜀国主力尚存的历史时刻，竟开门揖盗，束手就擒了。
优秀的管理人才，特别是高层管理人才，在组织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具有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管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都会产生权力过于集中，事无巨细，专权专断的现象，而其他具有潜质的管理人才都或多或少的笼罩于他的阴影之中，管理才能无法得到培养，更勿论显现和发挥了，优秀和健康的组织都会通过一些制度性或其他软性的措施来避免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衰怪圈，避免陷入“人亡而政息”的不利局面，但是，无庸讳言，我们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是：更多的组织无法从“强人”的阴影中超脱出来。
对于一个组织机构而言，若按照其杀伤力、发现的难易程度来排名的话，诸葛亮式的人物当位列第四。
